另外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将有4-5亿人从农村到城市来，这就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未来中国需要更多的排放，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也会给资源环境各方面带来挑战，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说已经制定下降45%的目标，并且出台很多政策，但是从企业来说，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说也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同时企业也承载着技术创新的载体，所以所有的节能技术也好，新能源技术是从企业研发到产品到推广应用，也承载了能源供应系统，因为消费者是被动的接受者，企业承担的责任包括装备设备制造，比如你生产的空调，如果是节能的空调，用户就用节能的空调，承担很多的责任。
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告诫人们自觉选择合法行为而不去违法,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尽快完善相关制度，为司法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同时还应制定司法解释，将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程序进一步具体化,形成可操作的司法规则。因此,如何通过控制人的行为而减少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发生就成为了环境资源保护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而环境污染本身就可能带来生态破坏的后果，同样会对生态平衡造成危害。为何要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什么？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还存在哪些缺失？如何实现美丽中国？环境资源法专家吕忠梅对《法制日报》记者一一进行了解读。记者：对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吕忠梅：实际生活中，对几个问题需要有清醒认识：一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实际上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必然造成的结果，因为，生态破坏的实质在于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使得水、森林、动物等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繁殖能力丧失，也使得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减低，形成资源约束。
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话动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缺乏对环境公益损害、间接财产损害和环境健康损害等人类、后代人的赔偿。我个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
在多哈会议上，新西兰等国声称，这笔钱已有320亿美元到位。而那些即使不愿加入气候谈判的国家，也不敢公然站到对立面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有无数的争吵、纠结、和一次次破灭的承诺，世界各国高官还是要一次次聚到一起，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气候问题的资金安排在时间线上就会衔接不起来，甚至出现致命的资金断崖。
按照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的约定，这笔资金应达到1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作为历史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美国曾宣布愿承担发达国家可以做到的实际承诺，但前提是不损害经济。
这个时候一味地去讲减少碳排放，反倒不符合各国实际国情。不过余万里提醒，其实各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完全一样。《华盛顿邮报》就在报道中表示，让发达国家继续承担大部分减排任务，而中国依旧只需要少量减排，不仅在政治上是荒谬的，西方的选民们也不会同意。在明知美国不会有任何产出和贡献的情况下，世界其实应该果断地抛弃美国，由其他国家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实力弱小，它们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话语权。他认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特别是在今年飓风桑迪的影响下，美国人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所转变。根据协议，发达国家的排放量需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产煤大国波兰坚持要将热空气全部带入第二承诺期乃至2020年之后。
但是，欧盟在这次的多哈会议上表现不佳，这与它的经济状况不无关系。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的一篇论文，通过对近30年卫星记录的比较，进一步论证了人类活动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的联系。
但如今，美国与加拿大已退出《京都议定书》，而2012年后的减排目标迟迟确定不下来。不过，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如今，这场欧盟不愿再做领头羊的多边会谈，似乎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中，谈判进程由此愈加艰难。
随着《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走向尾声，多哈大会必须就第二承诺期达成一致，对遗留下来的热空气问题如何处置，便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于是，气候谈判就成了两层皮，各国在这场互相扯皮的游戏中大唱高调，但一涉及到自己的饭碗或者真金白银，就马上缩回去了。在余万里看来，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很大，因此很难指望今年的多哈会议有多大进展。早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之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获准设定了比不采取额外减排政策的基准情景更为宽松的减排目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晋涛则直言不讳地说，从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他就对气候谈判完全失去了信心，认为它基本没什么用处和意义。从2007年至今，在印尼的巴厘岛、丹麦的哥本哈根、墨西哥的坎昆，各国外交人士多番谈判，却始终无法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达成一致。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向表现良好的欧盟却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裂。但大部分西欧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一致，更倾向于保有《京都议定书》的实际减排效力，对热空气加以限制，并不希望被波兰牵着鼻子走。
金融危机之后，老百姓迫在眉睫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都被摆到了桌面上，欧盟不可能因为环保问题而影响本国的经济状况，何况还有一大群穷亲戚等着伸手要钱。这是块老化石。
尽管奥巴马所代表的民主党比起共和党，态度要更加开明，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美国国内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依然是趋向于一致的保守态度。20年谈气候，越谈越悲观2012年渐入尾声，就在各国高官忙着奔赴卡塔尔谈气候之际，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告诉我们：2012年是人类自185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
最后这几天里，进入更高级别的谈判能否把争执不下的诸多问题搞定，如第二承诺期究竟是8年还是5年、如何解决2013年到2020年间的资金问题，将直接决定今年的气候大会，是会有所进展，还是继续维持着那份谈而无果的尴尬。在接受《青年参考》记者采访时，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媒体主任余冲表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在多哈会议上落实2013年到2015年未来3年的中期资金。而中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解振华在今年的多哈大会上已表示，明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有望下降3.7％，与美国政府类似，他们更乐意谈单位能耗的下降而不是总排放量的下降。更何况，美国的碳排放很多都来自于消费性排放，而非生产性排放，比如冬季取暖、大功率汽车等。
绿色和平组织的余冲对《青年参考》表示，在气候谈判之初，欧盟只有8个成员国，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环保意愿上讲，都堪为气候谈判的领军人物。欧盟都向后缩，还有谁会往前拱？冗余排放配额（即热空气）问题，正在成为多哈大会最大的悬疑。
的确，在已过去的多哈气候大会第一周，各方没能取得丝毫实质性进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德班平台规划等重要议题，都没谈出个所以然来在明知美国不会有任何产出和贡献的情况下，世界其实应该果断地抛弃美国，由其他国家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余万里对《青年参考》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主张减排的那些国家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占有绝对优势。届时，全球都将遭遇大灾难，非洲、中东和南亚都可能会面临全国范围的水荒。
可是，目前谈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随着《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走向尾声，多哈大会必须就第二承诺期达成一致，对遗留下来的热空气问题如何处置，便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余冲说，赠予国应该明确资金分批发放的时间和数额，受赠国也必须明确这些钱都要花在哪儿。问题在于，如何去应对这种变化，重新洗牌，组织一个适合的轨道，推进谈判进程。
这笔钱有没有、有多少、从哪儿来、如何分配，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和清晰的安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谨慎地对《青年参考》记者表示。
因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回避减排义务、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反应冷淡，美国在本次多哈气候大会上，再度被非政府组织荣幸地授予了化石奖。于是，便有了2011年的德班平台，被《金融时报》撰稿人皮利塔克拉克描述为在南非德班的联合国会谈上勉强达成的脆弱协议确定，各方最迟在2015年，要敲定一项能在2020年生效的新的全球气候契约。
发展中国家对此十分关注，但发达国家的抵触情绪却比较大，尚没有明确表态。之所以在今年的这个节点上，会感觉谈判进程尤为缓慢，难有突破，余冲认为，是因为在过去的20年中，各国的经济状况和排放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排放份额与之前相比，也出现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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